儿子与父亲的关系是微妙的，儿子既需要父亲、崇拜父亲，又敬畏父亲、仇恨父亲，因为一个高大的父亲既是儿子的榜样和目标，又是他的障碍，可能让儿子永远生活在其阴影下。科幻和科学就是这样的关系。
科学这个严谨的父亲在一开始似乎并不喜欢科幻这个具有艺术家气质、因而显得有点轻狂的儿子。阿西莫夫说：“科幻小说是在产业革命带来科技的发展使人们对未来产生好奇心以后才有的。”一般认为科幻小说的鼻祖是雪莱的夫人，哥特式小说（恐怖＋爱情）作家玛丽·雪莱。她和她的丈夫及他们的朋友拜伦在日内瓦度假的一天，谈到了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后来又闲聊了鬼的故事，于是写了篇《弗兰肯斯坦》（今译为《科学怪人》）。小说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多数科学家认为它不过是信口开河和“小儿科”。为了改变这种境遇，儿子首先要寻求父亲的认同。在初期的科幻小说中，许多作家的想象力都是在科学发展的可能性上驰骋。尽管当时的科学知识有限，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当时被认为荒诞不经的预言，如今一一已告实现，凡尔纳就是最杰出的一个例子。科幻因此获得了严肃意义上的认可，确立了它在科学和文学两方面的地位，到今天，再没有哪个人会否认科幻的科学价值，而嗤之为“胡说”。
但所谓“反者道之动”，事情总有机会走向其反面。科幻的被承认大大刺激了科幻作家的自信心，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思路。科幻小说家们开始乐于当科技发展的预言人，而不是作家。他们在写作中像科学家一样谨严又谨慎，把小说写得跟科学报告中的“预计设想”一样滴水不漏。中国更多的就是秉承苏联式的科幻风格，严肃、保守，“科”＞“幻”。清华大学四年级学生郑磊野心勃勃想当中国的凡尔纳和阿西莫夫，从中学起就开始写科幻小说，并往《科幻世界》投稿。他的理想就是：“有一天人们会发现，我今天的科幻小说就是明天的科技史。”这种考证预测式的写作理想和方式让人感动，但海阔天空、“大胆假设”的文学想象被约束在一丝不苟、“小心求证”的实验室里，科幻小说失去了它最迷人和最美丽的一面。
不满这种对科幻拘谨理解的人甚至责怪是凡尔纳把科幻引入歧途，（这并不奇怪，或许还有道理，任何学科中的最杰出者往往都会覆盖淹没其后几代人的思考。而后继者也往往从批判否认其前任为起点，这也是儿子和父亲的关系）他们常常引用美国科幻作家、世界科幻协会前主席的话说，写科幻不是为了预言未来，而是描绘“未来的可能性”。儿子不应该为了获得父亲的承认就背叛、丧失自我。于是诞生了“具有美国特色的”科幻小说，即自我定位为通俗文学，大言“怪力乱神”，以上排行榜和赚大钱为荣，“幻”＞“科”。科幻在思维活跃，想象力丰富的美国人中很快发展成一个极具市场开发力的巨大产业，让无数人圆了“致富”梦。但科幻毕竟不是神话，喜鹊永远不可能搭成桥让恋人约会。事实上有时候，目前某些不科学的科幻小说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的高崇明教授不满有些克隆题材的科幻小说把克隆人描写得和原型一模一样，他说：“其实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描写不利于人们正确理解克隆技术。”很多科学家也抱怨现在有些科幻小说几乎没有科学依据地描写用水作燃料的汽车、速度比光速快多少倍的飞船等等。科幻有时会走到科学的反面，其直接后果是与科普工作背道而驰。
儿子无论是过于依恋还是过于反叛父亲，都意味着还没有真正具有独立人格。科幻这种尴尬的境况到阿西莫夫时开始转变了。阿西莫夫既有足够的科学修养，又不是一个“借用小说形式的科普作家”。他飞扬的想象、优美的文字和奇异的情节变化足以迷住任何“科盲”，而科学家们也认为阿西莫夫是值得尊重的，因为他懂得和他们一样多。当美国的大学教授感到难以给学生讲清楚某个科学名词或定理时，他们会一劳永逸地推荐学生去看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阿西莫夫去世时，美国的科学家们正在开年会，他们专门停了一天会以纪念这个优秀的科幻作家，也是他们最好的教学助手。
对中国的科幻作家们来说，上述“子与父”的矛盾同样存在，而且更加复杂。因为科幻在中国原来是没有土壤的，虽然中国自古就有各种幻想文学：神话、寓言、传说、童话，直至今天的武侠小说，但科幻小说却是百分之百的“舶来品”。加之“圣人”孔老先生对不可知的东西不感兴趣，存而不论（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想象在中国的地位不高，再瞎编的小说笔记也要宣称是亲历、亲见或亲自听说。另外中国也很难说有科学传统（思维方式和精神意义上的），如此无“科”无“幻”，科幻在中国之水土不服可想而知。历史上，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都有个本土化过程，由一代或几代人完成，如佛教的佛图澄们，基督教的传教士们。但在科幻小说领域，迄今也没有诞生这样的人。我们已经有凡尔纳确立了科幻的地位，有阿西莫夫争取到了科幻的尊严，现在，我们期待着中国科幻的奠基人，让我们不再靠买别国的科幻小说来赚钱。
另外，科幻小说创作中还有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大多与中国国民的科学素质普遍不高有关。比如科幻是否应该为科普服务，写作中提到高新尖科研技术时如何避免故弄玄虚或一知半解，怎么看待科学与人的关系等等。其中最后一个问题最为重要。
董乐山在一篇谈美国作家埃德加·赖斯·巴斯勒《人猿泰山》的文章中提到，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迅猛发展时期，由于产业革命为科技进步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在文学的领域里也开始有所反映，这就是科幻小说的问世。最初有人因为科技的发达把未来想象得很美好，但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日益暴露和趋于严重，严肃的作家就开始利用科幻小说这一形式作为社会评论的手段。如果说初期科幻小说家是对人类前途持有乌托邦式的空想的乐观主义者的话，那么后来的科幻小说家由于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人性的堕落，对人类前途就开始抱着悲观的态度了，从H·G·威尔斯，到阿尔杜斯·赫胥黎，以至乔治·奥威尔，都是属于悲观派的。
乐观的人会像诺基亚的广告一样宣称“科技以人为本”，作“万物皆备于我也”的踌躇满志状，但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单向度的人”，人成了科学的奴隶和牺牲品。大学生的计算机染上病毒，丢失了毕业论文，这还是最浅层次的。另一方面，很多人是通过科幻对科学产生爱好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幻对科学持什么样的态度，就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科学的态度。（目前看来，科幻作品中悲观者居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科学的反省精神）当然，这是另一个大题目，一本书也讨论不完，在此还是从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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